何中华 郝书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并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第二个结合”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相成就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简单拼凑和机械堆砌，而是有机契合和内在会通，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辩证运动的实质，也就是使两者融合成为一个“新范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是实践选择的结果，又是文化选择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首先要让马克思“说汉语”。这种语言层面的转换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以中国人所特有的言说方式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其结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诠释。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只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了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变成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离开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顶多是“在中国”，而不可能变成“中国的”。

“第二个结合”不仅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而且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引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变革和现代转型，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了再造。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甄别标准，使“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得以实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内蕴的优秀因子，使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不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运用所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基础上实现的反刍和升华，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能动建构打开了朝向未来的创新空间。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本位立场，激活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激发了传统文化的革故鼎新的生生变易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激活了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愿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重铸了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和辩证思维，如此等等。

经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实践的洗礼和激荡，古老而睿智的中华文明所内蕴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中华民族历经上下五千年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而积淀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得以重新彰显。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转型，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刻启示，从而显示出它的恒久魅力。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构成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契机和条件，它使我们有条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个结合”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内涵和思想基础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内蕴着对现代文明类型的主体民族性的诉求。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别，主要表征为文化意义上的差别。“中国”和“中华”都不只是一个地域学概念，而首先是一个历史—文化学概念。文化是通过历史的不断建构和演进而生成的，历史又反过来赋予一个民族以特有的文化底蕴和内涵。经过5000多年文明史的浓缩和积淀，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内在根据。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嬗变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视野和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构成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标识，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征，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基。

“两个结合”是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背景下自觉提出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创造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展开的伟大实践，必然要彰显中华文明的基本性质，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只有自觉地强化文化的自主性，才能建构起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主体性。而如果丧失了这种文化意义上的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无从谈起。“第二个结合”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及其自觉，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究竟是谁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为谁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课题，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主语是中国，凸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自主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具有鲜明确定性的历史内涵。

从另一方面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又内蕴着对文明现代转型的客观要求。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性崛起，都是以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为先导的。只有创造新的文明形态，国家实力的强大才能转化为文明意义上的兴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明，而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类型层面上的升华和自觉，它充分显示了强烈的现代意识以及解决“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时代问题的使命感。在这个意义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在地要求构建一种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那种以对抗、异化和片面发展为特征的局限性，以“第二个结合”为思想基础的新型文明形态。作为一种批判并超越物化逻辑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既推动中华民族正确把握时代境遇和历史进程，又提供一种适应面向未来的新发展观、新历史观、新文明观，从而指导中华民族勘明、锚定发展方向，并在实践中实现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能动超越，以凸显中华文明的“现代维度”，在“返本开新”的意义上不断引领和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总之，“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思想基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而获得了把握历史大势的正确向导，这一创造性实践作为民族性和世界性兼具的伟大事业，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本身得以不断创新，进而获得更加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第二个结合”增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主动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当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第二个结合”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日益在文化心理上走向文化自信，并由此获得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主动。

经过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我们在文化心理上走向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因此，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强调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既昭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使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葆有自主性，又意味着我们的文化自觉已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为、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这构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条件。

在文化的轴线上把握历史、现实与未来，在精神的维度中把握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成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结合”的客观要求。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个结合”融民族性与时代性于一体，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于一体，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立了基本的精神坐标，使中华民族在自觉追求并建设现代文明的历史创造中，赢得精神主动。“第二个结合”所带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必将使我们更加大胆地突破旧有的思想限囿，以积极姿态能动地应对这个日益不确定的世界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目标。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摘自《光明日报》2023年6月28日，第11版，罗浩摘）